阮悠晴
美國四百年前建國至二戰正式成為世界霸主,爬上世界趨勢高峰,又隨著國際事態發展備受質疑。從國際外交、貿易到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大小領域,無論立場是否親近美國,世界各國都深受美國的影響。其中因素複雜曲折,「親美論」並非只是小國屈撓順從的表現,更應從歷史脈絡、國際政治局勢與其內涵發展進行框定。
儘管建國起步較晚,仍因掌握時機條件,美國得以坐擁各方面發展的優異表現。美國獨立戰爭後的重建時期,正好趕上第二次工業革命,在金融、資本與技術方面扎實累積實力,長期穩定的經濟成長其奠定發展基礎。海洋阻隔的先天地理條件,使美國本土倖免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二戰以降,原先稱霸世界的歐、亞國家相繼衰落,為重建戰火下受損的經濟與領土已自顧不暇;此時國土遠離戰場的美國,正式成為國際場域中的超強。二戰後,資本主義的民主美國,與共產主義的集權蘇聯形成軍事對峙的兩極體系。為確保生存與安全,兩極陣營中的下屬單元跟隨大國,美國於是掌控全球幾乎一半的施令權。冷戰後蘇聯瓦解,美國更晉升為世界單極霸主。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美國不僅形成軍事、政治與經濟等硬實力,更塑造擴及全球的文化價值認同與意識形態等軟實力。
軍事力量是美國霸主地位的奠基。首先,美國是世界唯一實施全球軍事戰略的國家,具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技術實力。第二,美軍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軍事盟友,能夠形成全球聯動的作戰體系,實現快速反應和全球部署。第三,美國的軍事裝備和武器系統領先世界,包括龐大的航母艦隊、先進的戰機、強大的陸戰隊和太空軍。第四,美軍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和專業訓練,能夠應對各種戰爭形勢和挑戰。綜上,美國的軍事實力使其在全球範圍內具備戰略優勢、應對能力與影響力。
在國際政治場域中,美國則具備正式與非正式的多重權力。美國在聯合國裡握有否決權,在其他國際組織或建制中通常扮演決定性角色;美國也藉由其強大軍事力量,或以安全、利益間接施壓,或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等動亂國家,採用軍事介入、扶植政權之手段,對大小國家內政外交產生不同強弱的影響力。
經濟方面,則包含金融地位、資本掌控、研發技術等優勢。一戰後,美國在紐約建立金融中心;二戰後,美國帶頭創建布列敦森林體制,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國際貨幣匯率溝通體系從金本位制改以美元為中心。美國所建構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不僅確立其金融霸者地位,更助其掌握全球經濟的話語權。而美國奉行的小政府與資本主義,為企業家提供累積資本、創造利潤的良好環境,也吸引科學科技、研發設計等各領域人才匯聚美國,透過蘋果、麥當勞、亞馬遜、Meta 等大型跨國企業,影響力不僅存在於貿易與總體經濟,更遍及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角落。
二戰以來,美國主導了基於自由、民主、法治和國際合作的「自由國際秩序」國際體系,拉攏民主盟友,主張透過多邊組織架構,促進和平、繁榮和共同利益。主要語言英文是國際間的通用語言,為美國提供良好的資訊傳遞與溝通效率,便於建構思想與意識形態。此外,美國也透過文化與科技等產業,如好萊塢電影、蘋果電腦等,行銷其所建構的世界觀、價值觀認同,塑造美國為進步的、科技的、理想的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影響人民對美國的偏好。
作為殖民地發源的國家,美國建國的歷程即彰顯其血脈中的擴張本性。美國正式涉外的歷史可追溯至「美洲自決」的門羅主義,雖表面主張為保護美洲國家,拒絕歐洲列強對美洲的的殖民或政權操控,實則體現美國對區域與世界秩序之想像,實行美國對美洲國家的干涉與掌控權力,並確立勢力範圍的維持為為美國核心國家利益。
首先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國家利益之定義為使國家得以生存與發展的事物,而如上所述,美國核心利益之一即為維持勢力範圍,故有動機以權力干涉他國以維護自身霸權地位。此外在經濟層面,石油亦是攸關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國也具有干涉西亞等石油產國的動機。
再者,在國際關係體系的權力平衡架構中,霸主傾向接受國際秩序與權力分配的的現狀,會制定並實施國際規則,採取權力平衡的制衡政策,並藉由解決下屬行為者間的權力糾紛,削弱具有打破現狀意圖之國家,阻止其擴張版圖。另一方面,從攻勢現實主義觀點而論,基於安全稀缺,國家行為者追求權力最大化,而美國藉由積極涉外行動擴張勢力範圍,增強自身在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廣度與強度,即反映「以攻為守」之霸權目的。
美國善用其堅強的硬實力,積極涉外行動,素有「世界警察」之稱。美國基於軍事戰略需要而擴張領土,包含太平洋海島、阿拉斯加等,拓展軍事控制範圍,因而提供盟友安全保障,也同時形成控制與嚇阻作用。在動亂地區時常可見美國直接派兵或間接軍援,尤其是涉及石油利益,或對俄、中等大國的制衡。前者如中東地區的伊拉克,後者則包含中東代理人戰爭、韓戰,到今日的烏克蘭、以色列等。而在國際政治場域,美國利用軍政經等權力優勢,主導條約、國際組織等國際建制操作,制定國際規則;同時也向其他小國施壓,例如美國對日本,形成強大的政治強大影響力。
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信任不可長久依靠,合作是有風險的選項。儘管如此,實力造成的權力不均,使小國難以保持絕對自主性,為追求生存與安全的國家利益,仍時常需要與大國合作,才能在資源稀缺的國際間保留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崛起,意識到資源分配轉變的可能性,將影響自身利益,為維持均勢現狀,而會採取制衡政策親近美國。
至於軍事、經濟受制,則可能成為國家親美較為被動的理由。例如二戰後的日本長期有美軍駐紮,內政外交上的自主性就有所限制,因而親美成為日本政治的共識。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美國自二戰以來壯大的軟實力,塑造出令許多人心生嚮往的民主、自由、開放社會,潛移默化的價值觀念使國家產生「民主夥伴」的認同。美國也提供多元而優渥的就學、就業機會,政府也會為促進產業發展、延攬優秀人才,加強與美國的合作。
美國具有涉外的動機、能力與行動,而下屬行為者具有親近美國的理由,因此親美論得以成立。
然而隨著中國崛起、俄羅斯發動攻擊,世界局勢改變,親近美國似乎不再是許多國家保障生存的最佳選項。歐洲國家脫離美國掌控的自治意識逐漸擴大,第三世界國家的開發程度、經濟實力也逐漸上升,國際場域中,美國的主導權有弱化趨勢。尤其高喊「美國優先」的川普當選,反映美國民意有減少涉外的傾向,美國涉外意圖不確定下,小國更難以確保與美國合作的利弊衡量。
儘管如此,美國仍在軍政經保有高度掌握,且集權中國、俄羅斯的意圖更不可測,對衝突上升戰爭的反感,也使得國家較偏好維持現狀。是故親美立場對於小國而言,仍是目前基於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思考下,較為妥善與安全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