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佑誠
當今「自由主義」一詞實在過於氾濫:自由主義可以作為一種哲學觀、一種政治觀、經濟觀、文化觀,甚至是一種國際關係理論流派,因此要討論自由主義時,我們必須界定我們要討論的是「哪一種自由主義」。而在這邊,我們的討論會集中在「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在自由主義發展的歷程中,作為其根源的便是對於個人權利的重視,或者說「天賦人權」的觀念。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的「自然權利」捕捉了「生命、自由、財產」(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這些生而為人所最基本、不可侵犯的權利,而政府存在的目的也僅為保障這些權利;這樣的論述為美國獨立以及法國大革命提供了反抗的思想基礎,也是古典自由主義 (Classical liberalism) 在政治面向上的基礎。而在經濟面向上,則由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及李嘉圖 (David Ricardo) 等提出由市場進行自我調節、以比較利益為基準進行自由貿易等概念,並認為政府對於市場應該採取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不進行干預的政策。這些觀點基本上就構築了 19 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
但後世的人們並不完全認同這些觀點。比如格林 (T. H. Green, 1836-1882) 就對於「自由」的概念進行挑戰:舊有的古典自由主義對於自由更多是一種侷限於個體的消極性自由,並在這樣的基礎下追求個人的效用;但格林則提出「自由可以作為個人實現自我潛能、成就自身想望的能力」的一種積極自由觀念。而在實現積極自由的過程中,社會的不公義會阻礙其實踐,因此在這樣的觀點下,政府應負起社會及經濟責任,一定程度地進行干預。在這裡就必須要處理何謂「正義」:羅爾斯 (John Rawls, 1921-2002)在其著《正義論》發展出一套「公平即正義」的理論,即在無知之幕之後,人們會願意接受大家會擁有相同自由、接受應照顧社會最弱勢的社會正義原則。至此,我們已經了解到當代自由主義的政治觀有逐漸向社會主義靠攏的跡象;但我們仍須注意當代自由主義仍是將個人置於社會之前,這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差距。
而在 20 世紀,自由主義在經濟觀也有所轉變: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經濟觀在面對經濟大蕭條的挑戰難以回應,而凱因斯則提出以影響總體需求為手段刺激經濟,而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確實成功在當時促進經濟的發展,並持續至 1970 年代。不過在新的瓶頸出現之下,如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1912- 2006)、海耶克 (Friedrichvon Hayek, 1899-1992) 等開始批評凱因斯主義,並讓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觀重回主流,成為所謂「新自由主義」。而這同樣對於政治觀有所影響:由於對於政府干預採取較為古典的自由放任觀點,在社會福利以及消弭不平等上,新自由主義就相對不若當代自由主義那樣促進積極自由。
美國的民主黨 (Democrats) 便是一個當代自由主義政黨的典型[1]:在經濟議題上,民主黨支持由國家提供社會福利(比如健康保險)、增加對於經濟的干預、商業的管制。而在社會議題上,民主黨展現出當代自由主義重視個人、同時也重視社會不平等的特色;比如在墮胎及同性婚姻等道德議題上強調個人選擇的重要,在環境議題上支持加強管制,在高等教育申請中對於少數族裔的優惠性差別待遇 (Affirmative action)。而在外交國防上,民主黨相對支持美國在國際上的軍事、政治、經貿等面向的多邊合作。
德國的自民黨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 則體現出自由主義政黨的另一種樣態:在經濟上,德國自民黨重視財政紀律,反對政府不必要的額外支出;並對產業發展予以支持(比如降低工業電價)。而在社會面上,德國自民黨相當支持進步價值,比如大麻的合法化、鬆綁德國民法修改姓名的規定等;但在社會福利上,德國自民黨相對支持減少社會福利支出,比如減少公民津貼以促使人民積極就業。如果我們用將經濟以及社會政策分別作為兩個軸線,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自民黨在圖一中落在右下角,是一個「經濟右、社會左」的位置。
圖一:德國自民黨在經濟及社會政策座標上的位置
而由於德國自民黨在經濟政策上接近右派大黨基民盟/基社盟[2]、在社會政策上則與左派大黨社民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接近,可以說是被夾在德國的兩大黨之間。而在內閣形成的磋商過程中,位置相對居中的政黨通常有一定程度的話語權。因此在德國自二戰以來的內閣制多黨民主政治現況下,自民黨有相當多的機會參與組閣,也是目前德國「紅綠燈政府」中的內閣成員。
近十年來,自由主義面臨到了相當嚴峻的挑戰[3]:在自由主義的經濟觀下,國家與國家間會基於比較利益進行貿易,但在這樣的機制下,國內非優勢產業的勞工受到了嚴峻的失業問題,最為知名的案例便是美國五大湖湖區的鐵鏽帶、以及法國北部里爾 (Lille) 一帶的重工業區。這些勞工是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失敗者,而對於這些失敗者而言,美國的川普 (Donald Trump) 和法國的勒朋 (Marine Le Pen) 讓他們感受到被重視。而這些被媒體稱為「極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政黨事實上只是看見意識形態光譜上短暫的真空,並藉機以聲稱自己代表全民(事實上只有特定族群)、訴諸民眾情感的方式獲取支持。此外,他們質疑既有自由民主制度的正當性,且會在成功執政後嘗試跳過議會監督(比如川普積極發布行政命令)。而他們背後的支持者由於其社會背景,大多相對保守、排外,因此使得這些所謂「民粹主義者」們支持更嚴格的移民管制、貿易上更為保護主義的政策。
對於自由主義而言,這些「民粹主義者」們的確狠狠地揭開自由主義的缺陷、填補政治光譜上的真空。對於自由主義者而言,應該重新思考自身的缺陷、理解為何會出現如此嚴峻的挑戰,並做出改變以使自由民主更加堅韌。
[1] 必須注意的是民主黨並非自成立以來便是自由主義政黨,其與自由主義掛鉤的歷史必須追溯至 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
[2] 為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Christlich-Soziale Union, CDU/CSU) 的簡稱,二者基本上是同一政黨,差別只在於基社盟只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邦參與選舉,基民盟則在德國其他邦進行選舉活動。指社民黨、綠黨、自民黨合組的聯合內閣。
[3] 若對此有興趣,有相關的延伸閱讀:Takis S. Pappas. “The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Distinguishing Liberal Democracy’s Challengers”Journal of Democracy 27, no. 4 (2016): 22-36.
Bräuninger, Thomas, Marc Debus, Jochen Müller, and Christian Stecker. “Party Competition and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Germany: Business as Usual or New Patterns?”German Politics 28, no. 1 (2019): 80–100.
Takis S. Pappas. “The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Distinguishing Liberal Democracy’s Challengers”Journal of Democracy 27, no. 4 (2016): 22-36.